上海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，一幅蒼勁有力的書法作品靜靜陳列——“作始也簡 將畢也鉅”。

　　落款：“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”。

　　是年2月，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來到一大會址，在幫助工作人員回憶了相關(guān)歷史細節(jié)后，年屆七旬的董必武感慨萬千，揮毫寫下這8個大字。

　　“這幅字是我們的‘鎮(zhèn)館之寶’。黨和人民的事業(yè)越是向前發(fā)展，我們就越能感受到這句話的分量。”中共一大紀念館館長薛峰說。

　　“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”源自《莊子》，原文“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”人們把其含義引申為：任何具有遠大前程的事業(yè)，哪怕在初創(chuàng)時微不足道，等到將要完成時也必然發(fā)展得非常巨大。

　　許多歷史事件正是如此。

　　站在當下，回望百年，我們把歷史的長鏡頭對準1921年。

　　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——這個在尋常日子召開的、在當時報紙上沒有一點報道的會議，無聲，卻有力地，在風雨如晦的中國大地炸響了開天辟地的驚雷，為波瀾壯闊的奮斗史詩寫下了光輝的起筆。

　　在舊報章里，在泛黃的檔案資料里，在親歷者的回憶里，我們還原那些曾經(jīng)模糊的細節(jié)，探尋歷經(jīng)百年愈加清晰的大義。

　　（一）“天井里有些燒剩的紙灰”

　　1921年7月23日，大暑，上?？諝忮駩灍?。

　　入夜，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黃的燈光。屋內(nèi)，31歲的李漢俊正等著他的客人。

　　這幢位于望志路106號、有著青色磚墻和紅色窗欞的石庫門房子，是李書城、李漢俊兄弟倆一年前租下的，外界稱其為“李公館”。在李書城愛人薛文淑印象里，弟弟漢俊每天都很忙，常有朋友找他，搬來這里后，朋友來得更多了，時常還有外國人。

　　李漢俊身邊，一張條桌上擺放著十幾只雕花茶杯、一只紫銅煙缸和一只粉色花瓶，桌子四周圍有一圈圓凳，東、西墻邊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幾和兩張椅子。這樣的布置，使這間屋子略顯局促。

　　過了一會兒，客人陸續(xù)來了，多是年輕模樣，但打扮各不相同，有穿長衫的，有穿中山裝的，有穿西裝的，有人留著八字胡須，也有人一臉稚氣……另有兩名外國人，高鼻梁、目光敏銳。

　　石庫門外，夜色之下，“遠東第一大城市”上海看起來沉滯如常。各色洋人和達官貴人依舊紙醉金迷，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勞作。翻開《申報》，《粵桂最近之戰(zhàn)局》等軍閥爭斗的消息日日“連載”，占據(jù)國內(nèi)新聞的大幅版面。國際上，美國主導的“太平洋會議”（即華盛頓會議）即將開幕。當日，報上一則《太平洋會議與中國》的消息，描繪了一些人對這次會議的企盼和“樂觀”——“輿情對于美國邀中國與會，大為興奮”。

　　之后幾天，同樣的人又來了“李公館”幾回，其間他們還發(fā)生了多次“有力的爭論”，但再見面時卻看不出什么不愉快。

　　直到7月30日晚，李漢俊和朋友們的聚會，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闖入而就此打斷。

　　“我只是記得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一進門就發(fā)現(xiàn)天井里有些燒剩的紙灰，廚師老廖告訴我說，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（指漢俊）的房間，并說沒有抓人。”薛文淑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。

　　風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瀾之間。

　　當時的絕大多數(shù)上海市民、中國民眾決不會想到，在自己陷于艱辛困頓之際，一群平均年齡28歲的志士，已經(jīng)悄然成立了一個政黨。這個政黨，將徹底改變這座城市、這個國家，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。

　　（二）“偕行者潤之，赴全國○○○○○之招”

　　百年滄海桑田。當年“李公館”所在的地界，早已從洋人的“國中之國”變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，是上海極具特色的商業(yè)街區(qū)。

　　百年薪火相傳。梧桐掩映下，那幢古樸莊重的小樓模樣未改，烏漆大門上的銅環(huán)熠熠生輝，越來越多年輕人專程而來，感悟赤誠初心。

　　“看到會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、衣著時尚的行人，有時也覺得反差巨大。但再一想，這現(xiàn)代化的城市、安居樂業(yè)的人民，不正是建黨先驅(qū)們朝思暮想的景象嗎？”一位青年參觀者感慨。

　　真摯的情感穿越百年，與彼時的青年產(chǎn)生共鳴。

　　1921年，23歲的王瑞俊寫下《肇在造化——贈友人》：“貧富階級見疆場，盡善盡美唯解放。濰水泥沙統(tǒng)入海，喬有麓下看滄桑。”

　　懷揣這份憧憬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王盡美，志在實現(xiàn)國家和民族的“盡善盡美”。

　　他寄予希望的方式，是喚醒勞工，通過革命推翻資產(chǎn)階級的統(tǒng)治。

　　1921年6月，湘江之畔，28歲的毛澤東接到一份“開會通知”，其中要求各地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各派代表兩人，盡快到上海開會。

　　毛澤東興奮不已，立即與何叔衡謀劃秘密啟程。

　　“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，偕行者潤之，赴全國○○○○○之招。”與何叔衡在《湖南通俗報》共事的謝覺哉在日記里這樣寫道。

　　謝覺哉后來解釋，5個圓圈指“共產(chǎn)主義者”，因怕泄密，故用圓圈代替。

　　發(fā)出這份“開會通知”的，是上海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，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(chǎn)黨組織，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（今南昌路100弄2號）成立，陳獨秀為書記。

　　“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黨組織，而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發(fā)起組，面向全國、面向世界上有中國勞動群眾的地方，通過寫信聯(lián)系、派人指導等方式，積極推動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的建立。”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說。

　　一封封信函由上海發(fā)出、一個個“使者”從上海走出，革命的火種散播開去。此后一年時間里，武漢、長沙、濟南、廣州、東京、巴黎等地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陸續(xù)成立。這既為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寫下了生動續(xù)章，更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(chǔ)。

　　上海的“邀請”，得到四面八方的響應。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，9位外地代表陸續(xù)抵滬。他們以“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”的名義秘密租住在白爾路389號(今太倉路127號)的博文女校，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鋪上。此地，距“李公館”步行只要幾分鐘；此刻，悶熱的空氣中正醞釀著驚雷。

　　從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到1921年中國共產(chǎn)黨正式成立，近百年時間里，中國國運一路衰頹，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沼，無數(shù)仁人志士的強國夢想看上去愈加遙不可及。

　　1921年8月3日，英文報紙《字林西報》刊載一則《大壩決堤：大片鄉(xiāng)村變成汪洋，數(shù)百村莊被淹》的報道：“近年來中國接連發(fā)生各類自然災害，包括地震、洪水、干旱，以及在人和牲畜間傳播的瘟疫……當權(quán)者應該清醒起來，開始行動，為這個國家做些什么吧。”

　　當權(quán)者不會清醒，他們正在裝睡。熱血的青年，主動扛起國家前行的重任。中共一大召開的3個月前，李漢俊面對來訪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，直抒胸臆：“種子在手，唯萬里荒蕪。或懼力不可逮。吾人肉軀堪當此勞否？此不得不憂者也。”言畢，眉頭緊鎖。

　　雖擔心力有不逮，卻仍要一往無前。面對災難深重的局面，這批馬克思主義的年輕追隨者，即便舍棄生命，也要讓種子發(fā)出芽來！

　　6年后的1927年，那位曾經(jīng)“眉頭緊鎖”的李漢俊、當時年僅37歲的李漢俊，倒在了反動軍閥的屠刀下。

　　“在這批最早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身上，集中體現(xiàn)了那一代中國青年愛國奮斗、為民造福的擔當精神，開天辟地、銳意進取的創(chuàng)新精神。”忻平說。

　　（三）“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，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”

　　“衣無冬夏，僅破麻袋一片，遮其下體。夏則赤腘蓬頭，各以破袋一只復其首，若富翁之戴風帽然……有終日不得一飽者，亦有兼日而食者，饑餓難忍，則潛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，拾取人家所棄之腐魚臭肉……”1920年9月，陳潭秋在《漢口苦力狀況》一文中悲憫地寫道。次年，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。

　　這是一個國運衰微、苦難深重的中國。

　　到底，路在何方？

　　1918年11月，天安門廣場，李大釗發(fā)表《庶民的勝利》演說。他熱情洋溢地告訴世人：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，是民主主義的勝利，是社會主義的勝利！

　　沒有人生來就信仰馬克思主義，但十月革命的勝利，讓苦苦尋路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，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滿希望的圖景。

　　1920年9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8卷1號上，陳獨秀發(fā)表《談政治》一文。文末，他莊嚴宣告：“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(shè)勞動階級（即生產(chǎn)階級）的國家，創(chuàng)造那禁止對內(nèi)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，為現(xiàn)代社會第一需要。”

　　學者認為，這篇文章是陳獨秀思想的分水嶺。此后，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(lǐng)袖，徹底從一名資產(chǎn)階級民主主義者轉(zhuǎn)變?yōu)楣伯a(chǎn)主義者。

　　參加中共一大前的幾年間，20來歲的毛澤東在家鄉(xiāng)看到了人民的艱難、官僚的麻木，立志要改造這一切。他創(chuàng)辦《湘江評論》，在創(chuàng)刊宣言中發(fā)出振聾發(fā)聵的吶喊：“世界什么問題最大？吃飯問題最大。什么力量最強？民眾聯(lián)合的力量最強。”

　　在李大釗、陳獨秀等人影響下，毛澤東于1920年夏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、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，認定這是“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”的最后選擇。

　　1921年1月，毛澤東復信蔡和森，對其提出的“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(chǎn)黨”的主張，明確表示：“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，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。”

　　對這批青年來說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，就如同找到一盞看清時事迷局的“探照燈”、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“手術(shù)刀”。正當時人對“太平洋會議”抱有幻想時，李漢俊1921年7月在《共產(chǎn)黨》月刊上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其實質(zhì)不過是日英美三國分贓中國的會議。他號召同胞：“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會議，速行社會革命罷！”

　　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發(fā)生轉(zhuǎn)變之時，中國的社會結(jié)構(gòu)也在變化。五四運動前夕，中國工人總數(shù)達200余萬人，僅上海就有56萬人。嚴重的經(jīng)濟剝削和政治壓迫，鍛造了上海工人階級極強的反抗性。

　　1920年末，《共產(chǎn)黨》月刊對當時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作出樂觀預見：“照這樣發(fā)展下去，不出三五年，上海勞動界，必定能夠演出驚天動地打倒資本制度的事業(yè)來的。”

　　歷史證明，這是一個極具先見的判斷——代表先進生產(chǎn)力的工人階級，一旦與代表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結(jié)合，必將迸發(fā)出無比巨大的力量！

　　（四）“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”

　　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這個秘密會議，四周暗流涌動。

　　參加會議的包惠僧回憶，7月30日晚，宣布開會不到半個鐘點，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了會場。“我們問他干什么？他把我們看了一眼說：‘對不起，我找錯了地方’，就匆忙下樓去了。馬林則很機警地說：‘一定是包打聽，我們馬上解散，再定期開會。’”

　　果然，十幾分鐘后，法租界巡捕包圍了會場。

　　因擔心住處遭到搜查，代表們立即前往《新青年》編輯部暫避。大約過了兩個鐘點，包惠僧放心不下“留守”的李漢俊、陳公博，返回“李公館”探看。李漢俊告訴他，寫字桌抽屜內(nèi)就有一份黨的綱領(lǐng)，沒有被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僥幸！

　　研究者認為，這一變故與租界警方對共產(chǎn)國際參會代表馬林的監(jiān)控有關(guān)。

　　至此，上海的會議不得不告一段落，代表們從石庫門出發(fā)，登上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，大會在緊張氣氛下繼續(xù)進行……

　　開會時，李達代表的夫人王會悟一直坐在船頭，但她全無賞景的閑情。“假如有船靠近，我就叩擊船艙門，提醒他們停止開會。”王會悟晚年回憶道。為了掩護，她甚至在會議桌上預先擺放了一副麻將牌。

　　從上海到嘉興，一周多時間里，代表們操著天南地北的口音，熱烈探討改造國家的辦法。會場內(nèi)外，兩個中國，一個昏暗、痛苦，一個則宣示著她的青春、夢想。

　　1921年7月27日的《民國日報》上，登載了上海浦東英美煙草公司華工罷工的消息。文中列著工人提出的條件：撤換虐待工人的監(jiān)工；以后不準虐待工人；無論如何，不準開除工人的代表……

　　正是在這天，代表們開始討論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個綱領(lǐng)》。綱領(lǐng)第一條即旗幟鮮明：“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(chǎn)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(quán)，必須支援工人階級，直到社會階級區(qū)分消除的時候。”

　　再看7月28日的《民國日報》，一則《安徽省選之奇奇怪怪》的新聞，直指資產(chǎn)階級政府“城墻坍倒辦選舉”“百余人輪流投票千余張”的虛偽行徑。作者直言：“長此以往，選政何堪設(shè)想？”

　　代表們決心與這樣的弊政劃清界限，使自己的黨成為一個目標明確、組織嚴密的無產(chǎn)階級政黨。他們在綱領(lǐng)中明確：“候補黨員必須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員會的考察，考察期限至少為兩個月?？疾炱跐M后，經(jīng)多數(shù)黨員同意，始得為正式黨員……”

　　多位代表日后回憶，會場內(nèi)發(fā)生多次“有力的爭論”。例如，在關(guān)于是否支持黨員經(jīng)黨特別允許后可擔任政府委員或國會議員的問題上，綱領(lǐng)在注釋中留了個尾巴：“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，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。”

　　分歧與爭論，折射政黨初創(chuàng)時期的真實狀態(tài)。13位代表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，有人主張“實業(yè)救國”，有人信奉“改良主義”，還有人宣揚“無政府主義”，即使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，每個人的理解程度也不盡相同。

　　更深層次的原因，是這些年輕人時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圖強的責任。“一經(jīng)掌握馬克思主義，就想馬上用于改造世界。”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說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一個鮮明特性，就是永遠追求真理、勇于修正錯誤，最終使黨從幼稚走向成熟。

　　把目光再次聚焦這群年輕人——13位代表中，8人有大學學歷，其中4人留學日本、3人就讀于北京大學，而在當時，全國能接受現(xiàn)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%。

　　顯然，以他們的學識，足可衣食無憂。參與建黨，投身革命，乃至犧牲生命，他們追求的不是個人命運的改變，而是苦難民族的新生。

　　正如1920年陳獨秀在《歡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一文中關(guān)于生命的探討：“你見過蝗蟲，他們怎樣渡河么？第一個走下水邊，被水沖去了，于是第二個又來，于是第三個，于是第四個；到后來，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，成了一座橋，其余的便過去了。那過去底人不是我們的真生命，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，永遠的生命！”

　　（五）尾聲：因為相信，所以看見

　　1921年元旦，作家沈禹鐘在《申報》副刊《自由譚》上發(fā)文“祝民國十年”，他語帶希冀地寫道：“謀國之福，胥在執(zhí)政者之稍具人心……毋縱而欲，毋貳而心，毋逞小念以亂大謀……若是，則我國轉(zhuǎn)弱為強將由此發(fā)軔焉。”

　　同年歲末，同樣是《自由譚》，作家許一鷗卻忙不迭“送民國十年”：“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債，喪失多少權(quán)利，替百姓增多少負擔，也當交代個清楚，組閣組閣組了一年組出什么閣來。”字里行間，失望透頂。

　　他們并不知道，地火在地下奔涌，即將沖破地面；雨云在天邊翻滾，即將炸響驚雷；晦暗在黎明前掙扎，一輪嶄新的紅日就要噴薄東方！

　　那幢石庫門房子里發(fā)生的事情，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騷擾外，在當時并未引起社會的多大注意，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(fā)生。長條桌邊的年輕人，文質(zhì)彬彬，而內(nèi)心火熱，當他們起身沒入人海，沒人想到，一股紅色激流就此改變了中華大地。

　　只有穿透歷史的煙云，才能看清決定命運的關(guān)鍵時刻——那一扇并不寬敞的木門，開啟了古老中國走向新生的壯闊征程；那一葉吃水不深的紅船，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大夢想。

　　站在“兩個一百年”歷史交匯點上，我們應當緬懷，永遠緬懷那些在沉沉黑夜中點燃火種、獻身光明的人。我們更應自信，這個走過一百年的偉大政黨，之所以徹底改變了中國、深刻影響了世界，只因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。

　　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。因為相信，所以看見。